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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7月24日，浙江溫州動車追尾事故新聞發佈會結束後，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離開現場。
「他不應當成為唯一的發聲渠道」
作為「後SARS」的第一批部委發言人，王勇平無疑是公認的佼佼者。
2005年11月，國務院新聞辦組團訪美，裡邊包括來自中央部委和省市的31名政府發言人，訪美歸來，王勇平寫就《彼岸掠影》，談如何「牽著境外媒體走」，如何在記者中建立起自己的信譽。
王勇平經常告誡自己，「作為新聞發言人，我們要盡快提高我們的自身素質。首先要做到誠實，不能虛偽、作秀，真實是取信於民的前提。」「什麼問題可以完全發佈，什麼問題暫時還不能說，什麼問題需要保密，話要說到什麼樣程度，這都需要新聞發言人恰當把握。」
王勇平一直說記者不是敵人，是朋友。在之前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他說：「從這些反對聲音當中，是不是有些合理的東西值得我們吸取？」只要是有人寫關於鐵道方面的書，不管是普通記者，還是普通文學愛好者，王都會欣然作序。
另一方面，媒體又讓他最為傷神。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們在拚命做的時候，有些媒體在拚命炒作。說實在的，200萬鐵路職工拚命幹，拿出的是整個民族整個歷史都感到驕傲的東西，我們不說是成為大家都非常敬重的民族英雄，但是不至於這麼挨罵。」
在鐵路系統內部人士看來，在部委新聞發言人中，王顯得「勤懇友善但個性不足」。他不會像前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一樣炮轟「媒體無知」，也不會像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倡議針對個別媒體記者建立黑名單制度。「他就是不停地在解釋不停地在解釋」。
一位曾和王打過交道的鐵道部官員說，碰到大家意見不一的地方，王喜歡說：「你不懂」。
可王勇平本人不過是一個服務了鐵路宣傳20年的人，並未涉及具體的鐵路業務。要求他「無所不知」，難免苛責，上述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鐵道部的新聞發言人，首先需要面對的是兩百多萬人的鐵路系統，工種複雜，專業化程度極高，他不可能對每一個東西都瞭解透徹，他不應當成為唯一的發聲渠道」。
「這個專業發佈會，發言人應該是往後退的，應該有更合適的人出面，但王還是出來了。」一位與王私交甚篤的記者說，在國外，發言人一般都由副部長級別的人擔任，首先在這個系統內可以拿到相對真實的消息，信息暢通，但王作為鐵道部政治部宣傳部長，司局級幹部，別人憑什麼給你材料？
「國外的新聞發言人是一個部門首長的助理，參與很多決策制定和會議。同時，他們有一套新聞發佈的班子。一個地方教育局的新聞發言人配備的班子可能就有一二十個人，而我2008年離任時，教育部新聞辦只有4人。」王旭明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和王勇平今天的遭遇一樣，三年前，備受爭議的王旭明也是突然被免去發言人職務的。他後來用「欲哭無淚如釋重負」來形容當時的感受。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王旭明對王勇平被免職感到相當遺憾。
「儘管溫州動車事故的新聞發佈會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但跟那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不開口不敢開口，比如始終不願露面的故宮博物院院長相比，王還是邁出第一步。」王旭明說，「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僅僅只是開始，任何一件新生事物總需要犧牲者，為了一個偉大的事業獻身，無論是曲解，冤屈，都可以理解。」
復旦大學傳播學教授張志安認為，最該反思的是新聞發言人制度。他在微博中說，如果系統自身出了大漏洞，單靠新聞發佈這塊小鐵片，如何能補？過多強調新聞發言人的「會不會說」，實際上「能不能說」更加重要，一把手決策比發言人更關鍵；信息公開制度缺乏保障，新聞發佈本質上是政治口紅。
王勇平被免職的當晚，有記者在電話裡問王勇平是不是可以說兩句，王說：「你想我說什麼，我又能說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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