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初,王振在探望妻子劉玉玲時得知,在訂單空檔期,她們的伙食減為一天兩頓。
勞教人員家屬送的錢由所裡統一管理,每個勞教人員有一個戶頭,憑卡支取購買零食日用品。勞教所裡開有小賣部,價格奇貴,一塊劣質肥皂賣到5塊錢,一個雞蛋兩塊錢。近來在司法部一再嚴令下,在大樓底層開辦了明碼標價的平價商店,但據勞教人員說是擺貨應付檢查,真正賣貨是在另外的小賣部,仍舊是價格奇貴。一位業內人士對此的解釋是,「這好比飛機場,顧客是特定的,東西的價格總要貴一些」。由於勞動量大,油水薄,明知價格貴,不少勞教人員也不得不購買補充營養,家中無人送錢的就只能硬熬了。
親情餐也是高消費的一種。勞教條例規定,家人探望可以在食堂與勞教人員一同吃飯。相比起正規的接見,這種方式限制較少,因此家屬和律師會見往往採取此種做法。但親情餐的價格,卻量少質次價高。賈鳳芹回憶,每次丈夫和女兒探望她,點兩三個菜就要花100多元。
看病是勞教人員的大宗支出。按照國務院規定,勞教人員的醫藥費由勞教院全部負擔,但實際上,馬三家勞教所裡都是學員自己付費。陸秀娟保留的衛生所和勞教院醫院藥費單據顯示,從100元一次的B超到2元錢的西藥費,都要當場支付,還要收取10元一次的注射費等。此外,還有一張2008年11月26日由管教隊長陳秋梅草擬、陸秀娟簽字的「一大隊三分隊陸秀娟欠藥費」的欠條。在陸秀娟的勞教日記中,只有一次她從值班的一位周隊長處得到了幾片祛痛片。
衛生所和勞教院附屬醫院的設施簡陋,碰到需要動手術或轉院治療的嚴重病情,勞教人員的負擔更為沉重。馬三家勞教院原副院長彭代銘介紹,遇到勞教人員重病,一般是辦個院外就醫,自己回家治了事。
這對於勞教人員已是一種幸運。李平入院之前是三級肢殘人,患有風濕性關節炎,需要終身服藥維持。由於在勞教所裡沒有條件就醫,阻斷了治療,解教時她的殘疾程度變成了二級,無法伸直肩背走路。劉玉玲2013年1月從勞教所帶出的求救信中,提及了一個患有子宮肌瘤的勞教人員陳麗,肌瘤直徑由入院時的4厘米增長到10厘米,仍舊未能院外就醫。
勞教條例規定孕婦不得勞教。劉玉玲自2012年8月進所之後,一直反映自己懷有身孕,腹部增大。在家人接見時拍的照片上,解開褲帶的劉玉玲大腹便便。劉玉玲三次到馬三家勞教院醫院接受B超檢查,皆被診斷為未懷孕。但劉玉玲自述嬰兒胎動明顯,日益接近預產期,強烈要求轉院檢查,卻一直未得允許,至今仍在勞教院羈押,上車間勞動和起居都要兩個同伴扶持。
幹活
王玉萍入院時趕上了訂單高峰期。
她坐在染血的舊棉花上鉸扣眼,「每天要做800條棉褲,還要打包。一天20個小時在車間」。王玉萍睡覺不脫衣服、不洗臉洗腳,「留著勁兒幹活去」。
劉華的《勞教日記》記載,二大隊三個分隊,打包車間20人,裁剪車間16人,扎花車間50人,車間做服裝50人。女所2010年做大衣16萬件,褲子3萬件,其他工作服2萬件,廣州石獅褲子訂單5000條,一共22萬件。
2011年2月23日至5月20日,女所勞教工廠做了3萬件套裝。6月1日至8月20日,為深圳傑尼丹服飾公司加工10萬件羽絨服,包括從身高1.60米至1.90米各種款型。劉華的《上訪日記》即取材於做內膽的防雨布下腳料。8月23日至年底共做套裝4萬件。
賈鳳芹是凌源針織廠退休工人,2004年被勞教,她發現裡面的工作強度遠超針織廠。「最低10小時,一般12小時到14小時連軸轉。」早上5點起床,排隊出工,從6點半干到11點半,下午從12點半干到17點。如果遇上趕工期加班,就說不准了,據肖溪透露,時間可能會超過午夜12點直至一兩點。司法部勞教局規定,勞教人員勞動每天不得超過六小時,因季節、工期等特殊原因加班需經勞動和教育部門審核,每天最多不超兩小時。流水作業,手腳慢影響了下道工序,就面臨罰款、體罰、加期。
車間任務量包干,當天必須趕出來。劉華幹的是畫線、鉸線頭的輕活,還要給領袖配號。「我一天要過手1800件到2000件。還要拿熨斗熨衣服,一天要熨3000件的衣服。」縫製成衣的人,任務量是320件。《上訪日記》記載,2010年7月20日,劉華完成定量後,帶班(從勞教人員中選拔的生產管理者)要求劉華再加50件案板工,劉找值班隊長評理,被帶班當著幹警的面打傷,此後去大北監獄醫院做了CT。梅秋玉由於引產後遺症身體不好,完不成分派的任務量,值班隊長讓她選擇熬夜完成任務還是罰站。梅秋玉說選罰站,被隊長推倒在地,用高跟鞋踩住小腿轉了一圈,踩出一個洞,潰爛幾個月才復原。至今,梅秋玉小腿上的疤痕清晰可見。
沒有週六的學習或休息,常常也沒有週日和節假日。陸秀娟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三八婦女節,就要解教的她和同伴們上了一整天又加了一個通宵的班,後來她就在工位上迷糊了。幹活干到迷糊是尋常現象。王桂蘭本身是開成衣鋪的,車間的活兒比較內行,動作比別人快,還能指導別人和修理機器。但是她年過六十,好幾次幹著就睡著在機台上了。王桂蘭由於有技術,不會受到懲罰,但一般學員可能被帶班的按在案板上,用一根鐵板尺抽打頭背。劉華稱,一個叫王素芝的學員,因為做軍大衣熨口袋不過關,被帶班把腦袋按在案板上用拳頭打,人被打傻了,來例假不知收拾順腿流,後來被醫院診斷為精神錯亂。
為了保證幹活時間,防止藉故怠工,車間的廁所也被鎖起來,一天只准上三次,這成了勞教人員和帶班、值班隊長之間衝突的誘因之一。
生病不是免於勞動的理由。賈鳳芹保留的勞教所衛生所注射通知單顯示,她因為「昏迷待查」和「眩暈待查」輸液,得到的優待不過是「照顧勞動不加班一天」,而非休息。
彭代銘回憶,「素質差一點的幹警、帶班,認為有人裝病怠工,你說幹不動活也拉過去,到現場待著。」
梅秋玉因為腳被踩傷無法出工,被人抬到車間去,在工位上坐不穩,跪在地上給軍大衣畫圈,以儆眾人。帶班的說為梅秋玉「針灸」,用縫紉機針扎她的手指頭,後又換成手縫被服的大針,在肩背上亂扎,長期貧血的梅秋玉被扎傷都冒不出血來。
近年來上訪人員增多,由於思想上認為自己沒有犯錯,她們進所之後往往拒絕勞動,也都為此遭到嚴厲懲罰。肖溪說,這成了近兩年幹警和勞教人員間最大的衝突。上訪者朱桂芹身為殘疾人,進所後一直拒絕勞動,結果遭到了長年蹲「小號」、上戒具等嚴厲懲罰。在女所裡,她是少有的一直沒有勞動過的人。
超強度勞動是馬三家多年的傳統。彭代銘回憶,作為分管教育的副院長,他和分管生產的副院長矛盾很大,他想保證教育時間,但課時都被幹活擠佔了。肖溪稱,由於勞教人員幹活時間長,幹警也無比辛苦,加班加點盯著,「玩命干」。
馬三家勞教院地處瀋陽市西郊,根據《院志》記載,總面積近3萬畝,在多個勞教所和監獄佔地之外,還擁有1.5萬多畝耕地。直到數年以前,這些耕地全部是由勞教犯耕種,栽種玉米、棉花。此外勞教人員更長年外出做勞務,挖溝修路。「在瀋陽街頭,那時看到一群群穿黃馬甲干苦活的,就是勞教人員。」曾經在司法局處理涉及勞教工作的律師王力成說。女學員則主要做被服和手工藝品。勞教院擁有自己的被服廠、加工廠、機械化養豬場、燒結廠,還有服裝公司。《上訪日記》中提到的欣譽服裝有限公司一分公司,業務聯繫地址就在馬三家勞教院,員工人數標注為5人至10人,實際的工人主要是女所的勞教人員。
高峰時期,馬三家的勞教人員超過5000人,無償勞動產生出龐大的效益。彭代銘說,當時一年外出勞務的收入就過千萬元,加上種地和工廠的收入,總產值一年近1億元。
近年來,國家停止了勞教機構自籌一半經費的政策,保證了從幹警到勞教人員的日常經費,幹警由事業編製一律改為國家公務員,伙食費、醫藥費落實到學員個人。但「人頭費」的保障,沒有取消「勞動」的名義和消除創收動力,超強勞動並無改觀。肖溪稱,直到最近,廢除勞教呼聲高漲,上級部門加強了對超時勞動的監督,有時深夜抽查,勞教車間安裝了攝像頭,勞動時間才有所下降。但王振最近去探望劉玉玲,一天上工九個小時的情形並無改變。
創造了龐大產值的勞教人員,本身卻沒有勞動報酬,也缺乏勞保措施。彭代銘回憶,他在任時勞教人員幹活沒有任何報酬。近年來,勞教所開始給予學員一月10元的象徵性補貼,這一區區之數仍常遭剋扣。
彭代銘一直認為,勞教人員有別於罪犯,他們和普通勞動者一樣有權利獲得工資。國務院1982年發佈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規定,勞動教養管理所應當根據勞教人員從事的生產類型、技術高低和生產的數量、質量,發給適當工資。然而在現實中,這一規定形同虛文。上世紀50年代初創時,勞教院歸屬民政局管理,勞教人員曾經有過工資,但很快成了明日黃花。
相比於真正的罪犯,由於沒有勞教法律條款,勞教人員在勞動安全、健康上更無保障。長年的重度勞動使勞教人員普遍患上了脊椎骨質增生和椎間盤突出等疾病,卻無從醫治。
早年馬三家勞教院發生過燒結廠工人意外身亡的事故。彭代銘透露,當時如果在勞動中產生工傷,並不存在賠付,只是提前解除勞教作為交換。現在要解決類似問題,勞教人員作為勞動者的地位仍需明確。相形之下,《監獄法》則明文規定了罪犯勞動受勞動法保護,發生工傷參照國家勞動保險法規處理。
勞教產生的龐大效益,也引發了腐敗效應。勞教生產車間的效益無需上繳財政或司法廳,勞教院自身即可支配,卻沒有財務公開制度。「幾千畝地和廠房的租金、車間加工收入,幹警沒得到福利。」 肖溪說。
2004年,瀋陽市城郊檢察院辦理了馬三家勞教院曾洪光貪污案,判刑12年。更受勞教院幹警關注的,則是檢察院對時任勞教院長張某的立案調查,這起案件以後不了了之,張某調任司法廳某企業任職。網絡上馬三家勞教院幹警的舉報材料稱,勞教院家屬院「河畔人家」小區工程收取幹警每平方米1000元的成本費用,決算成本費用為800元/平方米,差價達2300多萬元,卻未退還給幹警。張某即因此事下台,卻免予刑責。
「包夾」、「小號」、電棍
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分為三個大隊,實行分級而非分類管理,對外雖然有強戒大隊的名稱,實際是和普通教養人員混合居住管理。上訪人員在分級中屬於「嚴管」,甫一入院即被安排「包夾」。
「包夾」是勞教系統的一個專用名詞,意謂對於「嚴管」的重點人員,安排可靠的人員對其監視控制。「用兩個表現好的負責看護,睡覺、吃飯、幹活在一起。」彭代銘說。但實際上,包夾的人數有可能遠遠超過兩名。梅秋玉有段時間由於身上藏有物證,被重點照顧,「在車間是七個人看我,回去吃飯是四個人,走道裡是四個人」。
「包夾相當於承包式的,專門管你了,一舉一動,上廁所,說的話都要向上匯報。有的罷工搞橫幅啊就有四個包夾。包夾沒什麼好處,干也要干,不干也得干。那些普教不干就要加期,他們也是無奈。」劉華回憶說。
參與管理的勞教人員還有「坐班」和「四防」。
「坐班」協助室長管理22人的大宿舍,「坐班不幹活、不進車間,就是打掃衛生,組織上廁所、洗臉,每個禮拜洗一次衣服都要管。」一個被教養人員說。
「四防」的含義則更為複雜,據彭代銘介紹,原意是防逃、防火、防自殘、防事故。眼下「四防」成了無所不管的警察助理,也是被「嚴管」的勞教人員最畏忌的人。
「四防」管理的程序之一,是每天下班後的「卡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