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 迪拜被認為是購物的天堂，也有人說迪拜還是打工者的天堂。近日，有關42名中國勞務人員因國內建築勞務公司拖欠工資，被困迪拜、生活無以為繼的報道引發廣泛關注。
工人們在上海火車站附近尋找住宿旅館。王迪 圖
據澎湃新聞網4月27日報道，4月7日晚19時許，機場大巴像往常一樣停靠在上海火車站站牌前。帶孩子的女人和提公文包的外國人挨個下車後，一行穿着寬鬆深色服裝、背着巨大行李包的民工，才將笨重的行李箱連同掛在伸縮桿上滿滿當當的行李袋一個個挪下來。「咱們快找個地方吃飯吧，都餓了15天了。」帶頭人王林和其他9名工友一下車就四顧尋覓餐廳，一邊與發小廣告的小店老闆打探周邊住宿。
王林掏出錢包，夾層里是一疊塑料皮筋捆紮的阿聯酋迪拜貨幣，他撥弄着手裡嶄新的錢，「可是我們沒有人民幣，到哪裡可以兌換？」
王林一行是從迪拜回來的中國勞工。4月4日，他們的工友向國內媒體求助，稱去年底赴迪拜「硅谷」做瓦工，現在和「安徽隊」其他41名工友沒有活做，老闆也不發工資，已經15天沒有食物供應，飢腸轆轆被困迪拜沙迦勞工營。
此後，外交部領事司通過官方微信「領事直通車」通報稱，該批勞務人員系由國內某省一家沒有對外勞務合作經營資格的建築勞務公司，通過虛假宣傳方式誘導至迪拜務工。該公司未給他們辦理合法工作簽證，導致工程因手續不符被用工單位停工清場，也未向勞務人員發放工資。
半年前，從安徽、山東、河南等地走進迪拜「滿地黃金」的斑斕夢境，王林們未料到會以食不果腹、工友受傷的狼狽逃離結束。
去迪拜
43歲的合肥長豐縣勞工楊軍認真地從口袋裡掏出自己的護照，向記者翻到最近的赴馬來西亞那一頁，「你知道這個國家嗎？」
比起這支隊伍里第一次出遠門的年輕人，楊軍自己的外出勞務經驗可謂十分豐富。「這是我的第二本護照了，第一次去的是安哥拉，最近的是馬來西亞，都是通過勞務公司去的」。
兒子上大一，求學需要用錢。在合肥做工，一天只能賺一兩百塊錢，到了國外工資能翻一倍，又沒有什麼開銷。楊軍想趁着有力氣就再拼幾年，給兒子買車買房子。
他所在的長豐縣毗鄰安徽省最主要的國際勞務輸出地肥東縣。《合肥晚報》曾援引肥東縣商務部門的數據稱，2015年，該縣國外務工人數達到13000多人，占安徽省的60%。
2009年，郭萬俊在肥東註冊了費大郢建築勞務有限公司，沒有對外勞務派遣資質，主要做勞務分包。
中國勞工被困迪拜：打黑工吃不飽 罷工後拿到工資
工人們參與活動。 受訪者 供圖
2016年9月，他第一次踏足迪拜，就看中了這邊勞務分包的項目價格，幾次考察之後，與中建中東公司硅谷項目分包企業Al AYADI公司（中文名：金手公司）簽訂勞務合作協議。
關於中建中東公司硅谷項目，中建集團官網介紹稱，坐落於迪拜硅綠洲管理局總部西南側，總建築面積24萬平方米，包括辦公樓、酒店、商務中心、健身中心等23座多層建築。
據官網消息，2016年12月22日，迪拜硅綠洲管理局正式將迪拜硅谷產業園項目授予中建中東有限責任公司，合同金額12億迪拉姆，摺合約3億美元。
2016年10月，郭萬俊匆匆忙忙帶着自己和中介公司找的11名勞工出發赴迪拜，之後又陸續帶來幾批，一共80個人。
這些工人中，跟郭萬俊熟識的交了2萬元押金，郭萬俊承諾工期滿了之後全數退還。其餘的工人向中介公司交納1萬元押金和5000至8000元中介費不等，其中一家中介公司總經理王攀稱，押金為代收代交，工人的簽證和機票下來了，再打給郭萬俊。
「我也是大意了。其實我們主要是負責項目和行政管理工作，想從國內找人去那邊幹活，中介公司後來在中國簽的協議，跟我說以你個人名義簽不行，必須以公司名義簽，所以我就是拿公司的名義簽了合同，我是不做勞務派遣的。」對於這次「非法勞務派遣」，郭萬俊解釋稱。
事後，外交部領事司在公眾號「領事直通車」通報稱，「該批勞務人員系由國內某省一無對外勞務合作經營資格的建築勞務公司通過虛假宣傳方式誘導至迪拜務工。」
中國勞工被困迪拜：打黑工吃不飽 罷工後拿到工資
王林與律師的微信對話。 受訪者供圖
一共15000元的押金和中介費不算少，但王林選擇了相信。此前，他還聽過去迪拜乞討發財的財富傳說，知道現在政府已經不允許了，要被抓進監獄。
但保底1萬的月薪還是誘人，「人都是現實的，我們沒有什麼淘金夢，在安徽做工一天只能賺220元左右，太低了。」王林說。按照和費大郢建築勞務有限公司簽訂的協議，工人們半年結一次工資，每年發80%，剩餘的工資和押金作為工程質量保證金，回國後50個工作日結清。
在國內初見郭萬俊的時候，楊軍對他的印象是「笑眯眯的，很熱情，人也很好」，可「到迪拜完全變樣了，心也涼了」。
到達迪拜機場時，楊軍取下包裹的時候手被劃傷了，對於受傷早已見怪不怪的楊軍像以前一樣拿煙絲抹在傷口上消毒止血，給自己包紮好。「老闆看了一眼我包着的手，冷漠地說讓我第二天繼續上班，當時就覺得有點寒心。」
第二天，他感到一絲疑慮。他向郭萬俊借錢，郭萬俊卻說要拿自己帶來的生活費與他兌換。楊軍出國數次，知道正規的勞務公司是會提前支付給工人生活費，因為他們遠在異國他鄉，幾乎沒有出走的可能。
失望和質疑的不只有勞工，還有郭萬俊本人。「我們當時在中國簽的合同上也是說承包方式，到現在也有很多問題，勞務公司找的人都沒有經過考試，直接輸送過來了，到這邊（工人半年結算工資）也沒什麼收益，就不想幹活。」
去年年底，王林和其他15名工人作為第三批人從昆明出發去往迪拜。所有的勞工都以旅遊簽的方式到達迪拜，郭萬俊承諾到迪拜後會儘快為他們申請勞務簽。
到達機場的一刻，「勞務公司的人跟我們說別人問起來一定要說自己是旅遊的，千萬不能說是打工的」，王林回憶道。
當飛機降落迪拜、班車開到勞工營的時候，16個人的身份也正式變為「黑勞工」。
「黑工」
王林覺得，自己什麼苦都吃的起。在國內做鋼筋工，風吹日曬中一天干十幾個小時已是常事，有時候下着大雨就穿着雨衣繼續勞作。出發前，王林做好了辛苦兩年的打算，在他看來，這只是一份不會長乾的工作，特別艱辛，也特別能賺錢。
郭萬俊與工人簽訂的協議中稱，迪拜的工作環境是「熱帶沙漠氣候，春秋為每年的10—5月份，氣溫在7—20 C不等；夏季為6—10月，氣溫在35-40 C」。
協議還寫明，「所有員工都在營地，免費統一安排食宿。所有生活設施都有空調，以保證員工得到充分、舒適的休息。」
「想舒適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迪拜為各國勞工做思想疏導工作大約十年的志願者施約瑟說，在他接觸過的中國勞工中，大部分人都後悔來這兒。
迪拜政府有嚴格要求，勞工不得住在工地，必須住在郊區的勞工營，在酷暑下加班也是再常見不過的事情。不過現在迪拜政府對勞工工作時間有了新規定，不允許再強迫工人加班。「懂得這裏的 規則 ，有的人能幹十年八年，也有適應不了鬧罷工，兩個月後被遣送回國的。」施約瑟說。
2013年中國駐迪拜總領事館經濟商務室的一份題為《迪拜對外勞務合作基本情況》調研報告指出，近年來，技術含量低、勞動強度大的低端勞務逐漸萎縮。低端勞務多為室外施工作業，待遇低，迪拜大半年乾旱高溫，氣候條件惡劣，加上語言與宗教風俗障礙，中國勞務人員難以適應。
在走進這批勞工住的八人間勞工營後，施約瑟感慨，「你們的住宿條件真的好多了」。他見過迪拜很多勞工營，有的房間只有70平米，30多人住在逼仄的兩室一廳，男女混住，夫妻睡在90厘米的三層卧鋪上。
王林覺得，他們為了賺錢什麼苦都能吃，但是粗糙的飯食和苛刻的要求已經無法讓高強度作業的他們保持工作效率。
王林和工友們每天不到五點鐘起床，迅速地洗臉、刷牙。公司的食宿沒有早飯，愛吃米飯的王林就和工友拿着自己帶來的錢買好，就着鹹菜簡單扒兩口，有的工友來不及，花一個迪拉姆買個大餅帶着吃。（註：1迪拉姆=1.8744人民幣，4月17日匯率數據）
干到中午十一點半，午飯開伙。王林常常來不及吃早餐，沒等中午開伙就餓了，向老闆（註：郭萬俊）借錢買個餅補補被一口回絕，理由是不能在工地上吃飯。「我們農民工講的就是，吃得多，才有力氣幹活。中間不讓吃飯，我哪來的力氣給你幹活？」
對於工人的指控，郭萬俊感到委屈，他稱，自己提供了足夠好的伙食，「每頓兩個菜一個湯，每天都有肉的。」但這一說法受到工人的反駁，「我們的伙食是最差的，燉馬鈴薯或者炒茄子，什麼便宜買什麼。」
下午做工到晚上五點半收工，從市區回去，堵車是常有的事，嚴重時接近三小時才能回營地。工作了一段時間，王林想湊點錢再買一床被子放在工地，因為工地已經是他的第二個宿營地了。有時工期特別忙，吃完晚飯後要加班到十點，干一夜的情況也常有，加上第二天繼續勞作，工友們頭暈腦脹，申請休息卻得到老闆這樣的回復，「要想休息就連休三天」。想到三天沒錢，勞工們只能強撐着繼續工作。
但郭萬俊否認了工人們的說法，「根本沒有強制，加班都是自願的，也是有加班費的。」
常常加班的王林對迪拜的夜晚印象深刻。「12點以後的車都在沙迦勞工營，沒人接我們。迪拜特別熱，我們就睡在水泥地的地皮上，在地上鋪上紙板。半夜睡不着，睡一會兒就醒，太熱了。我們都是塑料袋裹在身上，我想向老闆借錢去買個被子帶到工地里。」
但是王林還是沒有買，因為家裡帶的錢已經快用光了，有的工友連衞生紙都沒錢買，到處藉着用。接近一個月的時候，王林連續找了郭萬俊五次，最終拿到了100塊人民幣，而身邊有的工友四個月內拿了200元人民幣。「每次老闆都說等等，沒錢，然後就沒音訊了。」王林抱怨道。
王林乾的鋼筋工對手套和鞋子消耗較大，做幾天一雙手套就廢掉了，勞工向老闆討要手套遲遲未果，有人就這樣徒手做了近一個月。一個多月後，有工人鞋子跑斷了向老闆討要，同樣吃了閉門羹，「老闆讓我們自己花個幾十塊去買，可是我們哪還有錢。」王林說。
郭萬俊同樣矢口否認勞工欠缺生活費的問題，他覺得勞工們吃住都由他們提供，不需要其他花費。生活費每月每人借支兩三百到五百迪拉姆不等，過年的時候他還給每個工友發放了一百迪拉姆紅包。
對此，中介公司負責人王攀稱，工人們找他反映過拿不到生活費的問題，郭萬俊的回復是等公司的工資款拿到了，就發給工人。
來自山東菏澤的胡強只帶了三四百元錢，到那兒買生活用品就花的差不多了。去年12月，他拿着在老家做電焊、木工積累的錢交了1.8萬的押金和中介費，狠狠心撇下四歲的兒子，想着只要賺到錢就回家團聚。
但幾個月來，他們的「黑工」身份已經引起移民局和當地警察的關注，這讓他很沒有安全感。「一查簽證我們就停工休息。沒有簽證不能在那裡幹活，老闆的意思是讓我們偷偷摸摸地在那裡干。」
「我們10月份來的時候第一撥人就報上去申請（勞務簽證）了，把錢都交上去了，就等着申請下來。簽證是公司一起辦的不是按個人走的，而這裏要提供名額，名額下來了才能開始辦，不是說到那兒就能辦，肯定要按照流程走。」承諾好的勞務簽證遲遲未辦，郭萬俊說自己也心急火燎，三天兩頭去公司催。
「簽證是旅遊簽的話當地部門只會承認你是出境旅遊者。」擁有境外勞務派遣資質的青島知行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有限公司一位王姓總監告訴記者，「以旅遊簽證出去務工」是風險的信號，「不可能是正規勞務公司，且正規勞務公司不收勞務人員押金，業內也沒有押金一說。」
罷工
郭萬俊是親眼看着朱社從腳手架上摔下來的。
2月9日，朱社登上腳手架幹活兒，據胡強描述，是起重設備塔吊的擺臂把朱社甩下來的，工程現場一層樓有七八米，朱社是在二樓。
郭萬俊則稱朱社是從兩米多高的位置摔下的，他忍不住埋怨朱社不戴安全帶，「我看他沒安全帶當時就讓他下來。我從中國帶了100多條安全帶過來，又在這裏買了80條，但是有些工人從來都不戴，讓我罰款都被罰了五六萬。」王林也承認，朱社確實安全帶沒戴好。
摔傷事件後，郭萬俊召集勞工開會，一周以來為此事數次爭吵的郭萬俊十分憤怒，在現場警告工人，「如果不按我說的做好安全措施再幹活兒，下次摔死了我都不會看一眼」。
「這句話說實話對我們的心理造成很大的打擊，我們也有一點恐懼。先不說賺錢賺多賺少的原因，假如你哪一天有一個意外真摔了，老闆真不管你，你就是死。」王林覺得再也無法忍受這些，2月21日下午和幾十名工友開始了第一次罷工。
中國勞工被困迪拜：打黑工吃不飽 罷工後拿到工資
罷工工人睡在中建公司。受訪者供圖
郭萬俊始料未及，當晚與王林及另外兩名工人代表召開會議。他認為，罷工的主要原因是工人對工作分配問題不滿，但工人具體分配工作是由罷工工人中的班長自行分配。自己此前同工人協商過以工作計量的方式計算工資，這樣多勞多得，自己的進度也快了許多，但是工人卻執意要求400元人民幣一天計算，將半年結算一次工資改為每月結算一次，並要求退還合同履約金。
王林覺得計量過於苛刻，「按他這種說法，如果當天建築材料沒有到齊也等於說一天沒有錢」。雙方就此事無法達成共識。王林認為，罷工的導火線是郭萬俊的言行傷了工人的心，他們想要結清工資拿回押金後回國。
但郭萬俊堅持，勞動合同已經簽訂，必須按照合同執行，如果回國，每人須支付兩萬以上的違約金。「當時有51名工人同意回國」。郭萬俊向記者出示了員工於3月6日簽署的自願回國申請。
中國勞工被困迪拜：打黑工吃不飽 罷工後拿到工資
自願回國申請。 受訪者供圖
「我們肯定不能就這樣回國，必須拿到工資才能回去，不然回去了找誰？」王林說，當時郭萬俊答應就算是借錢也會幫他們結清工資的。在王林看來，這又是一張空頭支票。
郭萬俊形容，2月23日，51名工人開始阻礙剩餘的21名工人上崗工作， 「一群人曾圍堵着公司大巴，高喊 誰今天開工就打斷他的腿 ，這嚇得其他願意上班的20多個人誰還敢在車上，都陸陸續續下來了。」對於未參與罷工的工人，楊軍則十分不屑，「那些都是跟他(郭萬俊)關係好的」。
4月6日，外交部領事司通過官方微信「領事直通車」發佈消息稱，經中國總領館初步了解，工人被拖欠工資期間曾多次圍堵用工單位項目部。在此過程中，其無合法務工身份的情況引起當地警察、移民等部門關注。
中國勞工被困迪拜：打黑工吃不飽 罷工後拿到工資
郭萬俊與朱社簽署的《工傷補償協議》。受訪者供圖
2月28日，51名工人派出3-4名代表，帶上受傷的工人一起來到中國駐迪拜總領館諮詢回國事宜。也正是這一天，郭萬俊與朱社通過協商簽訂了《工傷補償協議》，協議寫到，「郭萬俊給予朱社一次性一次性醫療費用和補助共計八萬人民幣，後續所有事項和費用由朱社個人承擔，郭萬俊不再承擔任何費用和責任」。郭萬俊以為支付完這筆費用風波可以就此平息了，「白紙黑字按過手印，七八個人在場，打官司告我都行。」
總領館在查看了兩方提供的資料後建議工人們按合同約定處理此事。3月2日，勞工們找到中建處理，中建表示：賬目沒有算完，合同也沒有在中建，建議找經手公司處理。
「前後找了七八次吧，期間有一天我們在項目部裏面又餓又困，倒在地上就睡着了。最後公司報警了，當地的勞工部的人也來了，說讓我們這些人先回去，中建也說明天早上讓他們安排一個車子，讓他們送到勞工部協調。」
中國勞工被困迪拜：打黑工吃不飽 罷工後拿到工資
中建中東公司給工人的生活補助收條。 受訪者供圖
而中建方面的相關人士向中青網記者描述，是「工人因違約不能拿全額工資而執意與郭姓老闆產生矛盾，執意滯留，帶人多次妨礙中建中東公司辦公」。
也正是這場罷工，讓施約瑟第一次接觸到這批特殊的勞工。他感覺到他們和自己之前接觸到的有些不同，他們來的時間短，很多人沒有出國務工的經歷，大部分人對阿聯酋的情況不了解。
「我一直勸他們別鬧了，沒用的。」施約瑟嘆了口氣，「如果真碰上黑心老闆，把他們送到警察局關起來或者直接遣送回國他們都沒辦法的，這裏十幾個人一聚集，警察就可以直接帶走。」
3月4日和5日，郭萬俊與中建溝通了解決方案，提出15名1月份新來的員工因為工作簽證剛剛申請，應儘快取消，讓他們回國。3月8日、9日，15名工人和受傷的朱社終於帶着中建代發的工資，踏上了返鄉的飛機。
3月9日當天，中建通過郵件通知金手公司終止勞務合同。剩下的42名工人自此開始長達一個月的等待。
歸途
4月7日晚，上海火車站旁的小店裡，溫暖明亮的燈光下，胡強扒了幾口酸菜魚，低聲問，「你知道我們最後十幾天吃什麼嗎？」
「別提了，現在還提這些幹什麼。」王林低下頭，無奈地笑了兩聲，拍拍胡強的肩膀，自己眼裡卻泛起淚花。
郭萬俊出示了一張3月13日的收條，收條里是61名員工的工資借支數目，大部分人借支300迪拉姆。中建硅谷項目封姓負責人也向媒體證實了這一點，「當時拿了錢去營地發的，簽字按手印，給到每個人手上的。」
而工人的說法是，到3月27日廚師罷工後，廚房的食材也沒有了，身上的生活費已所剩無幾。「最後在勞工營里，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我們吃的是最差的。」王林說，工友們把錢集中在一起，省着錢餓着肚子，買買當地的餅和麵條。
中建中東公司曾回復中國青年網記者，罷工發生後，他們第一時間把金手公司的老闆和郭萬俊叫來，讓他們儘快協調。務工者與郭萬俊的僱傭合同是在國內簽署的，中建中東公司願意給他們購買機票，幫他們回國，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處理所涉及的工資和押金等事情，但是務工者不接受其意見。中國駐迪拜總領館在3月29號的時候也有溝通，溝通未果。
但對於這批工人，施約瑟多少有些無奈，反覆勸導他們跟老闆好好協商，「老闆是願意送他們回去的，但是他們堅持留下索要工資和押金。」施約瑟覺得合同已經簽署，持續罷工非但解決不了問題，也會傷害中國工人在這裏的信譽。
「毫無疑問兩方都有責任。郭萬俊以旅遊簽的方式讓工人做工，本來就是非法的。其實迪拜對工作簽證要求非常嚴格，必須簽到具體公司。如果簽證不一樣，就算是一對夫妻，妻子到丈夫的店裡幫忙都是違法的。」施約瑟說。
施約瑟還提到，郭萬俊的做法在阿聯酋很常見，一些公司擔心辦好勞務簽證後工人做兩個月就要求回國，會有更大的損失。
事後，中國駐迪拜總領館通報稱，「已多次敦促相關企業負責人，充分保障我勞務人員安全與合法權益，儘快向其發放工資，妥善安頓其生活並安排其儘快回國。」
在勞工營中，還沒討到薪水的工人們一天一天就這樣睡過去。飢餓與絕望一點點吞噬着他們的意念，他們想家。楊軍心裏難受，出國務工數次，只要晚上能抽出一點時間，就與妻子電話和視頻，「電話一分鐘一枚金都必須要打，聽親人的聲音會很輕鬆。」和妻子倒倒苦水卻從不想讓兒子知道自己的境況，「我這個年齡，什麼苦壓下來也能笑着說。」
4月4日，一位工友想到求助媒體，他聯繫上中國青年網，希望祖國能幫他們回去。記者在當天報道了此事。
迪拜時間4月6日晚九點，胡強突然收到中建通知，要求到公司簽工單，到機場發錢回國。儘管覺得是被突然趕回來了，胡強還是在零點前回到宿舍迅速打包行李，匆匆趕上了三點的飛機。就這樣，35名勞工的工資由中建代發，機票由中建實際購買，分兩批於7日、8日晚回國。
為生存祈求的幾十個夜晚、加班深夜滾燙的土地和最後無休止的爭吵，在起飛的一刻都變作如鯁在喉的記憶。
胡強撥弄着手中的迪拜貨幣，忍不住埋怨最後的工資都沒按合同里的計算，「說是一天400迪拉姆，實際上是按一天385算的」。工友們嚷嚷着維權不會停止，因為繳納的一萬、兩萬的押金還沒有拿回來，「當初就是為了這個錢，餓了那麼多天」，胡強感嘆。郭萬俊則認為，工人們違反了合同約定，按照違約責任，應該每人賠付2萬多人民幣的，這筆錢他也沒拿到。
王林在上海火車站講起這段經歷時態度反覆、欲說還休，他明顯感受到媒體報道帶來的變化，「沒想到這麼快就能回來」。但他還有另一重顧慮，「中介是我朋友，他其實也是受害者。」而楊軍則沉重地說了一句，「覺得說出去有點丟人，是我們給國家添麻煩了」。
上海站的吃飯和住宿，花的是回國前收到的一位律師和其他好心人的善款。掌管這筆錢的王林想把1萬元還給律師，被律師回絕了。安徽工友們回國後買了小菜小聚，聚餐的時候有的工友想拿這筆錢買點酒，「買酒絕對不行，」王林說，「好心人的錢不能拿來揮霍，以後有什麼事我們出來商量時就把這錢拿出來用。」但有工人表示並不知曉這筆善款。
楊軍回到安徽，兒子一下子撲上來，說老爸你回來了，太好了。這趟回來，兒子不想讓他出國了，護照也拿走了。以前的老闆打電話讓他去巴黎工作，被楊軍婉拒了。其實他盤算着未來要給兒子買車買房子，還是要出去的，只是怕現在家人還接受不了。
郭萬俊說，4月19日，所有勞工已全部回國。留在迪拜處理這些事宜的他覺得「最倒霉的」是自己，工人們都回國了，自己卻回不去了。給工人辦一張簽證就要花費近兩萬人民幣，郭萬俊說辦了60多張，房子的租金接近十萬人民幣，現在也退不掉了。再加上其他開銷，他說自己個人損失兩百多萬元，這些都是從銀行貸款和四處借來的。「我已經有家不能回了，想死的心都有。」
惦念郭萬俊回國的還有這批工人。4月24日，王林說，政府已經在幫他們處理押金問題了，現在就等郭萬俊回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林、楊軍、胡強、朱社均為化名）
責任編輯：劉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