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之子
(導讀)勤學英語已成李克強的習慣。有報道說，即使工作之後，他會像學生一樣，帶著「隨身聽」苦學外語。專攻美國自然文學研究、在首都經貿大學任教的妻子程虹，也會給他以專業指點，糾正他的發音。李克強與妻女團聚時，一家三口有時會進行英語對話，其樂融融。
1978年春天，北大77級政法專業新生何勤華向鄰座同學打聽，哪個是李克強。
翻看花名冊，他發現這位名叫李克強的新生與他經歷類似，也是1955年出生，知青，當過農村大隊黨支部書記。
「我就是李克強。」鄰座的男生說。
1米76，身材勻稱，膚色較黑，濃眉大眼，鼻直口寬，頭髮有點卷，耳朵也有福相。話不多，但很有分析力，非常精闢——後來擔任華東政法大學校長的何勤華為當年的李克強畫像。
1977 年冬天那場高考，如破冰，如井噴，全國570 萬青年，在緊急調用印刷《毛選》的紙張印成的試卷上，寫下了改變命運的急切渴望。
當時，李克強在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插隊已近4年。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鄉，由於水土不服，他一度全身皮膚潰爛，但照樣堅持田間勞動，用印有「為人民服務」的挎包裝著乾糧和鹹菜下地幹活兒。
時任大隊青年團書記的曹德壽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李克強每天從田間歸來，都會點起煤油燈自學從合肥帶來的書籍。他也嘗試著把知識用於實踐，帶領農民科學種田，還經常拉上村裡年輕人一起看書讀報，辦劇團、文藝宣傳隊。
後來回憶當年那場考試，李克強說，那是「一個時代的轉折點」。「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為生存而忙碌，幾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慾的交織驅動下，我還是在第一志願欄裡填下了本省一所師範學院的名字——據說在師範院校讀書是不必付飯錢的。」只是他第二志願的北大，卻因優先招生將他攬入門下。
那個年代的北大，思潮奔突，熱氣騰騰。學生們圍在收音機旁，收聽劉心武的小說《愛情的故事》;騎著自行車，到八一湖開詩歌朗誦會，到美術館看展覽;中文系的陳建功把自己寫的小說貼出來供圍觀，持續了半年;因中國男排「逆襲」韓國隊，北大學生舉行了那次著名的遊行，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句至今仍激動億萬中國人的口號。
一個被時代選中的幸運者，如何能清醒地先人一步?
北大「政法專業」即後來的法律系，在當時還是保密性的，學生經過嚴格政審，分高學優，根正苗紅，來自基層的黨員幹部特別多，年齡差距很大，從18 歲到31 歲不等。多數人是「誤打誤撞」被「調劑」而來，相互之間的思想碰撞和知識交流格外密集。
「人治的辦法已經走到了盡頭。人們對法制的願望更加迫切、更加堅決了，中國的局面由人治漸入法制，現在是個轉折點。」就在李克強他們82人入學的同時，1978年2月，學者梁漱溟在全國政協直屬小組會議上批評當時的憲法是一紙空文。
1979年，第一部刑法頒布，打砸搶罪、「反革命罪」仍然在列。那時，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絕密」字樣。在1981年之前，所謂的刑法案例還是福爾摩斯探案選。李克強同窗回憶，當時法學著作很少，同學們大多閱讀文學、歷史、政治著作，馬恩的一些著作不止通讀一兩遍。
北大的教學相對寬鬆自由，不拘一格。李克強的同學、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教授王紹光，曾在婚姻法期末考試時寫一篇小說作答，竟然分數不低。
22歲走進北大校門，李克強充滿了對新興觀念的渴求，以及對市場經濟等方面的好奇。
法律系教師楊敦先至今清晰地記得，李克強經常思考立法和國家政制的互動。
同學陶景洲說，李克強雖然讀的是法律系，但很早就對經濟問題興趣濃厚。「那時國門初開，同學中，應該說李克強是最早關注經濟問題的。」
1979年，有門「國際商法」課程，幾個同學跑到北京崇文門，去榮毅仁創辦不久的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實習，其中就有李克強;後來上「海商法」課程，李克強等人又去天津新港實地考察。「他可能認為學習經濟法必須要懂經濟，所以在圖書館借了不少經濟和經濟法的英文原著。」
李克強思想活躍、言詞犀利。何勤華記得，1979年讀大二時，看了一部描寫資本家為獲取經濟利益彼此競爭、喪失親情的香港電影，他結合《資本論》中的剩餘價值理論，寫了一篇2萬多字的文章。同學們建議他聽聽李克強的意見，「說他看了許多西方經濟學的書，對經濟理論比較有研究。」
李克強看完說，同學之間不講客氣話，你這篇文章下了點工夫，對《資本論》也非常熟悉，但如果想要發表，還有兩個問題必須解決：第一，文字囉嗦，至少可以刪掉2/3;第二，必須補充二戰後西方資本運作的新情況以及經濟學理論的新成果。
何勤華回憶，雖然李克強的意見實際上是否定了他的文章，但他很服氣。
其間，熱心社會活動的李克強很快被選為法律系團支部書記、黨支部委員。
當時北大學生會學習香港一些高校學生會的制度，嘗試創立了北大學生議會常代會，專門監督和制約學生會。常代會由每個系、每個年級推選一名代表參加，討論和決定與學生有關的大事，是全校學生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權力機構，被譽為「學生人大」。李克強擔任過北大學生議會常代會主席。他的校友回憶說，李克強發言較多，見解尖銳深刻。
令同學難忘的，還有李克強學習英語的熱情與堅持。
基礎教育斷檔的這批人，英語基礎都很糟糕，有的同學怕麻煩申請了免修，但李克強非常勤奮，做了個小本，正面是一個英語單詞，反面是中文解釋，苦記硬背。「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飯排隊時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車等車時也在背。」
李克強的英語水平很快提升，大三以後即可翻譯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獻。
1980年5月，何勤華在一則日記中寫道：「克強同學真不簡單，他翻譯的《英國憲法資料》已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錄用，共1萬多字。他另外翻譯的兩篇文章，也初步為我系雜誌《國外法學》看中。」
勤學英語已成李克強的習慣。有報道說，即使工作之後，他會像學生一樣，帶著「隨身聽」苦學外語。專攻美國自然文學研究、在首都經貿大學任教的妻子程虹，也會給他以專業指點，糾正他的發音。李克強與妻女團聚時，一家三口有時會進行英語對話，其樂融融。
2001年初，河南派出首批領導幹部赴美培訓班，30多名學員在馬裡蘭大學進修數月，李克強訪美期間曾去看望他們，其間要求參訓官員用英語彙報學習體會。
李克強常年堅持閱讀英文原著，密切跟蹤國際上最新的經濟科技動態。他曾批示國務院研究部門，要求他們深入研究「國際產業鏈重組」、「包容性增長」等問題;傑裡米.裡夫金所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甫一問世，他馬上要求國家發改委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密切關注」。
當年手捧小本子背單詞的李克強一定沒想到，英語除了幫助他與西方經典、新知無障礙接觸，還有更多功用——在河南任省委書記時，某次會見外賓英語翻譯遲到，會見照常進行，他同外賓問答自如;2011年訪港，在港大演講時用英文發言約兩分鐘，外媒好評迭次。
李克強是少數能在公開場合用英語發言和交流的國家領導人之一。
還有學術研究。今天能夠查證到的有李克強署名的學術文章，最早的是與龔祥瑞合著的《法律工作的計算機化》，1983年中發表在《法學雜誌》上，共5頁。
李克強曾述及此文的緣起：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正開始湧動著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並且向社會領域滲透，計算機也在與法律聯姻。龔先生認為有必要向國內介紹這種動向，便草擬了一篇文章。他同時又以為，他的學生們，作為面向未來的一代，應該對此有更濃的興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給了我，要求我作補充乃至刪改。」
此前，李克強曾提交一篇論文《法治機器與社會的系統、信息及控制》，試圖以現代控制論和系統論解釋法學學科問題，被學校評為優秀論文。龔祥瑞評價：「它是把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型科學方法運用到法學研究的一次嘗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