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注新技術、新理論的跨學科研究中，已經展現出李克強的超前和敏銳。
這篇倡導將計算機引入法律工作的文章中，作者不僅談及國外司法機構應用計算機搜索嫌犯、管理檔案的新鮮細節，還做了更深一步的思考：要借助計算機的定量分析，使法律科學成為精密科學。
「社會科學化——科學向社會機體的全部毛孔進行全面滲透的紀元開始了。」文章結尾處這樣判斷，信心十足的語氣似能讓人想見李克強青年時代的意氣風發。
2004年《小康》雜誌的一篇報道說，從河南信息部門得到的消息證實，李克強很早就接觸並熟悉網絡這一新生事物。早在1999年，他在該部門視察時透露，自己對網絡非常熟悉，甚至有媒體想通過網絡採訪這位年輕的省長。
報道還提到，在後來遏制對河南形象的「妖魔化」時，網絡居功至偉。河南省委宣傳部一位負責人表示：「網絡幫助河南贏得的轉機，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2012年，李克強參加全國政協小組討論會，談到科技創新時，特別提到了蘋果公司已故創辦人喬布斯的傳記。「我翻了翻，覺得其中很有意思，他對科技固然很鑽研，最喜歡的還是藝術。像蘋果的各種款式電腦、手機，iPad、iPod到處都賣，營銷佔領了很大的市場，被年輕人喜歡。」這位一直關心新鮮事物的副總理說。
新觀念、新工具、新技術——回溯青年李克強，他固然是時代轉折的受益者，同時也展示了時代趨勢的洞察者、把握者的風貌。
坐言起行
(導讀)「我們這一代青年不僅僅是思考的一代，而且是跟隨黨在偉大歷史性進軍中開創新局面的一代。」
1983年，北影劇本創作室就刻畫先進團幹部形象給電影局寫了一份報告，其中特意提到了一個典型：「在校學習時是高材生，並被美國哈佛大學錄取為留學生，但校黨委需要他留下做團的工作，他心甘情願地放棄自己的專業。」
這個典型正是李克強。
1982年1月，李克強等27位學生被評為北大優秀畢業生。人生的選擇霍然到來。
同窗多準備出國留學，李克強自己也很想做學問。曾任團中央常委的北大黨委副書記馬石江看中他的領導才能及沉穩性格，找他談話十多次，說服他留校擔任北大團委書記。
李克強組織了北大首屆文藝周，9天內演出7台105個文藝節目;他創建北大團校，直接切入學生遇到的實際問題，成為北大的「政治代表隊」。
1982年12月20日，共青團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新中國紅旗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青年才俊，接掌了共青團的工作。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和鄧小平、陳雲等黨和國家領導人50 多人出席了開幕式，並接見了全體代表。新團章恢復了「後備軍」的提法。
在這次大會上，王兆國當選為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胡錦濤、劉延東當選書記處書記。常委名單中還有劉玉浦、李學舉、宋德福、張寶順、陳昊蘇、賈春旺等。次年召開的二中全會上，李源潮、宋德福被增補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評論認為，30年後，團十一大的深遠影響仍未消失。在那次「星光熠熠」的大會上亮相的團中央幹部，後來大都成為中國政壇舉足輕重的領導者。
恰在團十一大召開前3個月，中共十二大將鄧小平提出的幹部隊伍「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標準寫入新黨章。「文革」之後，大亂大治，80年代前期中國政壇進入新一輪權力交接期，團幹部由於契合「四化」標準，被各界寄予厚望。
不久，李克強正式調入團中央，出任共青團中央學校部部長、全國學聯秘書長，從政生涯在前門東大街10號樓正式起步。
當時，團中央推出青年先進典型張海迪，李克強積極推動，在全國大中小學掀起學習熱潮。
1983年末，李克強增補為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分管學校口。兩年後，共青團十一屆四中全會召開，30歲的李克強成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團十一大上，李克強曾向人介紹北大「挖掘身邊的共產主義因素」活動經驗：北大的學生，不再像以前那樣彷徨，或是指手劃腳。「我們這一代青年不僅僅是思考的一代，而且是跟隨黨在偉大歷史性進軍中開創新局面的一代。」
起初轉為專職團幹部，全優生李克強被視作「放棄所學」、「浪費材料」。也許是時代之幸，「偉大歷史性進軍」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經濟體制改革，而這正是李克強的興趣所在。大潮湯湯，身處團系統，他也繼續專業研究，並找到實踐機會。
李克強的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都是在團中央工作期間拿下的。
知青經歷使他深感農村經濟凋敝國家現代化肯定無法實現。對於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轉型他開始悉心鑽研。
1988年，李克強以《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一文獲得經濟學碩士，此文後被厲以寧收入《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一書，與李源潮等人的論文並陳。這本書中的觀點，後來大都變為真實的政策。
1991年，他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首次提出農業部門、農村工業部門與城市工業部門並存的理論，挑戰阿瑟.劉易斯等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二元經濟結構。
在這篇論文中，李克強特別提到了拉美一些國家的教訓。他說，城市現代工業就業增長率大大低於生產力增長率，而城市中的傳統部門和貧困部門，卻有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在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間勞動力轉移尚未展開時，提前開始了農村與城市間的人口轉移。這集中形成了城市貧困社會。
他說，如果中國走上述道路，後果將更加嚴重——會使城市傳統部門惡性膨脹，「城市病」的特徵更加顯著。
他在論文中提出，應把注意力轉向農村，就地實現剩餘勞動力的轉移，走從農業部門到農村工業部門再到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路線，是中國國民經濟結構轉換的唯一選擇。而其中核心是農村居民的現代化，要使農村人口順乎自然地向小城鎮集中，逐步發展中小城市。
此文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論文獎。而李克強20年前的分析，今天看來仍有現實意義，並且正在落實為他力主的新型城鎮化方略。
在1990年發表的一篇關於農業問題的論文中，李克強特別提及土地產權問題：土地按人口平均的承包制日益顯露局限，產權制度模糊造成農業生產乏力。
對此，他提出了一種思路：產權制度理論滯後，等待具有突破性的理論指導己不可能。應在穩定承包制的基礎上，重點改革土地經營方式，允許並支持多種生產經營方式生動活潑地推進，產權制度必然會在現實中得到新的發展。
儘管熱愛學術研究，李克強如他自己所言，「不僅僅是思考的一代」。在團中央期間，他調研頻頻，比如山東諸城的改制試驗;也曾多次外訪，打開眼界。
很多人也許未留意到，李克強還曾具體指導過一家企業的經營。
1979年，榮毅仁胞弟、全國青聯常委榮鴻仁提議，由全國青聯出面，引進僑資、外資，興辦青年旅遊業。全國青聯提出成立中國青年旅行社，用企業化的辦法辦旅遊。這個設想對旅遊業的壟斷局面衝擊不小。
經過反覆討論和艱苦運作，青旅成為打破壟斷、引入競爭的改革標版。
青旅創辦十年時，李克強報告業績：沒要國家一分錢，創匯6億元。
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後，李克強又對青旅發展提出新構想：以旅遊業為龍頭，以實業開發、房地產經營、貿易、投資為肢干，形成一個綜合體，變堆積式發展為滾動式發展。
廣為人知的「希望工程」，也有李克強的深度參與推動。第一所「希望小學」由他在安徽省金寨縣選址;一些相關的重要管理制度出台，他親自督辦。「希望工程」曾舉辦「社會監督活動日」，公佈海內外的捐款總額，並開放財務室、計算機房、辦公室等，還提供了捐款及結對資助的全部檔案。李克強任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任內，是「希望工程」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時期。
作為團中央青少年立法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李克強還參與制定了《未成年人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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