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輪廓
(導讀)直接調動幹部下沉一線的「大動作」，後來幾乎成為李克強遭逢難題時的必然選項。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時，為了勸止麥收時節農民工返鄉但又不誤農時，動員幹部下鄉收麥;比如4萬幹部下訪;比如廳級幹部帶頭，拉網式篩查艾滋病患者狀況。
「團幹部不是『青年官』，與其說給青年聽，不如干給青年看。」洛桑靈智多傑1993年卸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撰文總結在團中央工作8年的收穫，「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李克強曾不止一次說：作為團幹部，一要做人，二要做事，最後才是當領導。」
1993年5月的團十三大上，李克強接掌團中央一把手，此後5年，他的執政風格初顯輪廓。
李克強所作的團十三大報告，視野開闊，回溯改革開放15年，眺望7年後的新世紀。
1993年末，李克強在團的十三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曾在團系統內口耳相傳。
談到當年令不少人失落沮喪的奧運會申辦失利，他說：「佔領下一個世紀的制高點，不能指望別人的恩賜，必須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
改革開放之初，特別是「南方談話」以後，各級團組織對洶湧而來的市場經濟大潮不知所措。針對此，李克強在報告中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跨世紀一代青年的光榮責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這一代青年的探索和實踐。」
而市場經濟的建立過程，也讓共青團面臨挑戰——這些挑戰，黨政部門同樣遭遇。新經濟環境中的新經驗、新辦法，不是憑空想出來的。
團十三大閉幕十來天後，由團中央書記處直接組織的「新時期我國青年工作的現狀與發展戰略調研」啟動，在書記處7名書記的帶領下，團中央機關調集一半以上的業務幹部，105人急赴全國29個省市區。
調研隊伍出發之前，李克強要求：調研不能就團論團，要跳出團的圈子，放在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不要帶框框，不是去找論據，一切結論要產生於調查研究之後。
事實上，這也是他本人的調研方式。曾有記者隨李克強到山東某地考察，目睹他在休息時間很自然地走上街頭，隨意推開小商舖的門，跟「小老闆」聊聊生意經。
《中國青年》雜誌當時的報道說，調研隊伍沉入基層1個月，團中央的幹部向被調查對像提出了「沒有任何外包裝」的問題。
調研歸來，在大興縣舉行了一個團內高級別的務虛會，為期3天。與會者說：本以為務虛會是個半休息、半工作的會議，可李克強要求，凡已形成文字的調研情況，發言時略去;討論要跳出部門的圈子、跳出團的圈子;放開說，可以各抒己見，也可各執一端。
直接調動幹部下沉一線的「大動作」，後來幾乎成為李克強遭逢難題時的必然選項。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時，為了勸止麥收時節農民工返鄉但又不誤農時，動員幹部下鄉收麥;比如4萬幹部下訪;比如廳級幹部帶頭，拉網式篩查艾滋病患者狀況。
而不套框框、直切問題的調研方式，在他日後的執政生涯中，也是助力決策的殺手鑭。
至於不講套話、不走形式、只亮「乾貨」的討論式會議，在十八大後中央倡導的務實會風被稱作「新會風」，突然間讓一些官員「不適應」。
那次務虛會最後，李克強總結發言，果斷推出若干措施：團的組織結構注意覆蓋新的經濟生長帶;集中優勢打整體戰，扎扎實實辦幾件影響全局的大事;按市場規範，辦好團的實體，增強團的實力。
所謂「影響全局的大事」，就是4個月後亮相的「跨世紀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紀青年人才工程」。這兩大工程影響延續至今，特別是其中的「青年志願者」，早已化為民間自覺。
卸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之前，李克強曾撰文總結1995 年啟動的「服務萬村行動」。這一行動旨在針對農民需求，提供科技服務、信息服務、文化服務、政策服務、資金服務，由此加強團的基層組織建設。
他在總結中概括了兩條經驗：第一是抓服務，要達到教育青年的目的，根本途徑是服務，團的領導機關必須眼睛向下，深入調查研究，不能僅僅靠下指示、發號召來開展工作;第二是抓具體，寧肯少說一點，也要多做一點，哪怕所做的面窄一點，也不要光說空話不做。
當李克強告別15年的團中央生涯後，有團幹部這樣總結團系統工作風格的變化：從團本位到青年本位;從運動青年、指揮青年到服務於青年;由行政指令到宏觀調控、中觀指導、微觀搞活。
而此時的李克強，正待在更廣闊而複雜的平台上，展開他從政之路的下一個15年。
專業精神
(導讀)英國《經濟學人》認為，「克強指數」比官方GDP數字更能反映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評論者說，就真實性而言，「克強指數」包括的三項指標，項項涉及真金白銀，幾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2010年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推出了一項用於評估中國GDP增長量的新指標——克強指數(Li keqiang index)。這個以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名字命名的指數，是三種經濟指標：耗電量、鐵路運貨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的結合。
2007年，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克強告訴來訪的美國駐華大使，他更喜歡通過三個指標來追蹤遼寧的經濟動向：全省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和銀行已放貸款量，以擠掉統計數字的水分。
《經濟學人》認為，「克強指數」比官方GDP數字更能反映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
這本雜誌特別列出一張曲線圖，以過去十年為時間軸，將「克強指數」與官方發佈的GDP走勢相對照，發現趨勢上總體一致，但在上下波幅上，前者的表現比後者劇烈得多。
「克強指數」很快被一些國際機構認可。花旗銀行用它來對比工業企業利潤，認為解釋能力更強。
評論者說，就真實性而言，「克強指數」包括的三項指標，項項涉及真金白銀，幾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數字出官，官出數字」飽受詬病，「克強指數」顯示出一名地方決策者的清醒、實在，也展現出他的專業功底和專業精神。
李克強的專業精神，既來自系統的學術訓練，也來自從工業、農業兩個大省再到中央的實踐磨練。
他外出調研經常隨機行動，到縣城的超市詢問商品價格，與小吃攤攤主聊天;或者是在下鄉途中臨時下車，追問村民稅費改革落實情況;爬上8米高的糧庫，撿起稻米細嚼，自己感受糧食品質。
2013年春節前，李克強在包頭棚戶區看望居民，因為是臨時到來，讓居民家的「光屁股娃娃」歡樂地搶了新聞聯播的鏡頭。
因為有對真實情況的把握，在審視和應對經濟難題時，他顯得功力深厚、底氣十足。201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他做了一次令參會者「深感吃驚」的總結發言。據與會者講，他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從世界經濟困局講到國內經濟的轉型升級，環環相扣，邏輯嚴密，面前沒有一頁講稿。
他主持的會，還要求參會人員不准念稿，講實際問題。
事實上，在十八大召開前，李克強「督戰」營業稅改增值稅，在官方媒體發出的現場特寫中，他數次打斷埋頭念稿的發言者，直切關鍵：「你就說說，試點中還發現有什麼問題?」
這被外電解讀為「展現強勢作風」，「塑造熟悉經濟、果敢的形象」;民間則更關注被「拷問」的官員一時間為之緊張，將此視作「新政風」。
而細究李克強的為學、從政之路，這更多地反映了他崇尚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基層調研時，面對老百姓，他也經常會追問：有什麼惱火事?哪裡不滿意?
《小康》雜誌的一篇報道曾引述一名河南官員的話說，1998年李克強初到河南，但讓河南官員感到意外的是, 新省長並沒有立刻搞什麼大動作，工作和生活都很低調。
李克強此前給外界的印象近乎學者，面對「中國的縮影」河南，「李克強像個學生，自己摸索，自己去學習。」河南一位退休官員對媒體說。
1999年初的《領導科學》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詳細記錄了李克強到任河南半年後召開的一次「工業經濟結構調整研討會」。
相對於「工業經濟結構調整」本身，文章更感興趣的是研討會的組織運作方式，「對各級領導如何實現決策的科學化，尤其是如何遵循科學的決策程序，都是一種有益的啟示。」
這篇文章說，由省政府出面召開研討會，本身就是件新鮮事，會議的組織運作更有特點：
一是形式簡單，沒有會標，未請記者，沒有慣常的程式和「過門兒」，廳局領導每人領到的材料袋足有幾斤重，那是幾十個單位近兩個月來調研的各類研究報告。而會前的調研由李克強主導安排，有關部門列出了50個調研題目，要求必須用數據支撐觀點，把存在問題和調整方向找準。
二是領導「到位」，代省長李克強、副省長張以祥「一坐到底」，邊聽邊記，不時插話，參與「研討」。
李克強詢問的「行情」非常具體：水泥總量供過於求，高標號水泥佔多大比例，省內市場如何;醫藥行業新增產值中新藥和普藥各佔多大比重，新藥市場份額有多大;紡織行業服裝比例過低的原因是什麼。
這篇文章感慨，河南省工業經濟結構調整講了多年，但進展緩慢，一般號召多，工作指導失之空泛，缺乏實打實的研究，曾多次留下因見事遲、行動緩、工作不力而錯過結構調整機遇的憾事。
這種被一些地方幹部視作「新鮮事」的調研方式，對於李克強來講，是一種專業習慣、專業方法。
隨後，在省長任內，李克強力推城市建設的「兩端」——體現現代城市特徵的「鄭東新區」，以鄧州孟樓為樣板的小城鎮。提出「東引西進」戰略，引進國外和東部沿海的先進技術、品牌和管理經驗，提升產業檔次，開拓中西部市場。
2000年下半年，李克強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親自主導了河南省的「十五」規劃編製工作，從而梳理、確立了河南面向未來的戰略任務和重大舉措。據知情者回憶，在他的辦公室、省政府會議室或是出差開會的臨時住所，他經常會同有關人員，自己摁著計算器，測算著什麼產業會對全省拉動性最大，會使一些資源枯竭的城市繁榮起來;攤開地圖，描畫著鐵路、高速公路的網架結構。
從酷暑難耐的盛夏，到大雪擁門的冬夜，用他的心血編就的規劃，至今仍是河南的戰略導向和戰略重點：中原城市群、大中小城鎮三頭並舉推動城鎮化、交通運輸大通道、文化旅遊大省、優質專用小麥和優質肉產品生產加工基地……特別是他提出的兩高戰略——「較高的增長速度和較高的增長質量」，在帶領河南實現轉型升級和跨越發展的同時，不也開始了在全國範圍的放大版實驗嗎?
2002年末升任河南省委書記之後，李克強的執政方略全面亮相：
提出「中原崛起」，夾在東南沿海和西部大開發之間的河南開始嘗試走出「窪地」。
以「中原城市群」概念實施中心城市帶動戰略，同時力推縣域經濟、小城鎮建設。這種城鎮化發展脈絡，既是李克強在學術研究階段「三元結構」理論的2.0版，也與後來中央力推的思路一致。
在調整經濟結構方面，李克強提出「三化」——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幾年後當他作為副總理強調「新型四化」時，就是在「三化」的基礎上增加了信息化。
作為制度配套，李克強提出了要創新體制：深化國企改革、發展非公經濟、加快發展開放型經濟、建設服務型政府。
2004年底李克強轉任遼寧省委書記，上任15天，跑遍了全省12個地級市和瀋陽、大連兩個副省級城市。翻檢他在每一地的調研講話，紮實而具體，小到某家企業的人均工資、某家鋼廠的轉爐規格，大到國企股份制改造、「大瀋陽」、「錦州灣」、延長產業鏈條和推動資本運作。他的施政方略沒有河南那麼長的準備期，幾乎與就任時的密集調研同時亮相。
也許得益於對中國底層社會的切身感受，也許與傳統的和合思想有關，從當年的碩士論文到主政大省後的施政方略，李克強一直注重將學理分析與現實約束緊密貼合，找平衡，擴共識——這種務實的思路，對於斷裂、失衡普遍存在且差異巨大的中國社會而言，雖然未必給人一時驚喜，卻稱得起持久的專業和負責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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